按御史毛羽健的说法，“不费调兵，不烦征饷，不俟期会，一战成功”。

叛军主要首脑安邦彦、慕德、奢崇明、阿思落易或斩或擒。

由此可见，安邦彦虽然动辄号称十万大军，实则水分极大，吓唬人用的。

其现在真实境况不过是被明军堵在穷山沟里，再不能攻破据点，打破封锁，明军不打他，他都要熬不下去。

对付这种本已穷途末路的土司叛贼，完全不必大动干戈，以逸待劳就可。

于是说道：

“给朱燮元批复，督促各处军兵，守住要害城镇即可。这安逆走投无路，不足为虑。至于贵州军费可以加倍，提升到八十万两，改善各处守军待遇。”

陈仁锡等人遵命。

另外陈仁锡、徐光启奏报。

在朱由检出巡期间，他们已经让蓟辽督师王之臣把宁远、锦州军主力撤回蓟镇到山海关一线。

全力加强蓟镇至山海关沿线的防守。

仅在锦州保留一千士兵，在宁远保留两千人

平时以此为据点，游兵侦测西鞑和后金动静。

若是后金大兵来犯，则及时撤退。

保持灵活机动。

这样避免被后金围城打援，白白把力量消耗在无用之地，丧失主动权。

对于后金是否会占据锦州、宁远则根本不必担心。

若是后金有这心思，当初也不可能攻下广宁，却又毁城撤出。

后金当初是怕驻守广宁导致兵力分散，老巢空虚，被毛文龙乘虚而入，也担心后勤补给难以维持。

连距离后金更近的广宁，他们都无意占领，更别说锦州和宁远了。

对后金来说，现在这些问题依旧存在。而且明方大力支援东江之后，后金更不敢分兵占城。

朱由检对内阁的安排表示完全赞同。

内阁汇报的下一个议题是郑芝龙。

说是郑芝龙虽然投降，但对其忠诚还是不能完全保证。

原先隶属郑芝龙集团的一些海盗，例如周三老在浙江沿海抢劫。

朱由检对郑芝龙还是比较了解的。

郑芝龙万历三十二年生（1604年），现在应该是二十四岁。

少年时去澳门投奔母舅黄程，学会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。

后来追随大海商兼大海盗李旦做事，在日本和台湾之间来往。

并且在日本平户岛娶了日华混血的田川氏为妻。

天启四年到天启五年间，在台湾，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充当翻译。

李旦死后，郑芝龙继承李旦在台湾的基业，崛起成为实力雄厚的海盗之一。

从天启六年开始，郑芝龙带领船队从台湾出发袭击福建、广东沿海。

并且乘福建发生旱灾饥荒，招募大量灾民，扩充实力。

和其他海盗不同，郑芝龙的海盗军队并不肆意烧杀，甚至对抓获的明军败将，也不杀害。

从一开始他的策略其实就是通过袭击沿海，彰显自身实力的方式，引起明朝对他的重视。

而崇祯元年，也即是今年七月，郑芝龙终于接受招抚了，被授予福建抚夷守备。

当然郑芝龙接受招抚的目的，其实也是为了借助明朝官方的声势，进一步扩大自己实力，消灭与他竞争的其他海盗，比如李魁奇、杨禄、杨策、钟斌、刘香。

李魁奇、钟斌之类也接受明朝招抚，但因为郑芝龙排挤，降而复叛。

被郑芝龙打着明朝官方的旗号，一一消灭。

其后郑芝龙又在崇祯六年金门料罗湾海战中大败荷兰舰队。

两年后又彻底消灭刘香集团。

此后郑芝龙家族基本垄断了大明到日本，大明到东南亚的海上贸易，据记载，当时所有在这海域贸易的商船，都要打上飞黄旗号，郑氏令旗，才能平安做生意。

巨额海上贸易利润被郑芝龙家族垄断，郑家“岁入以千万级”

郑芝龙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。

只可惜最后郑芝龙打错算盘，投降满清，被劫持到北方。

这个让西方殖民者望而生畏的海上军事商业集团也随之瓦解衰落。

陈仁锡、徐光启对郑芝龙的看法是此人私欲极重，名义上归顺，实际上只是为了自己私利。即便打击其他海盗，也不过是为了自己垄断海上贸易。

朝廷实行战时新政之前，财政收入不足，对付后金都焦头烂额，无力在东南投入。

对郑芝龙这类海盗，确实只要招抚过来，不再抢掠，让他去消灭其他海盗，也就满意了。

不能像对待其他官兵一样，随意支配调遣。

但由此带来的隐患是东南军政财税，会越来越被郑芝龙所操控垄断。

朝廷无法控制。

这郑芝龙会成为独立一方的军阀，越往后，朝廷越难管制。

现在既已实施新政，财政收入宽裕，可以考虑派遣能干官员